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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化中国神学的第三主题

——从基督教角度看

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

 

7.0. 导言

7.0.1.  “癌变”：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及其世界影响

这里所说的“危机”（“癌变”当然只是比喻），是指道德腐败严重到这种程度，即在深度上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在广度上蔓延到所有阶层和人群，以至于破坏了基本的生活秩序，其社会影响难以控制的程度。

 

A.      中国社会以往的道德腐败多半是有限的和局部的。1950年代以后，激烈的革命意识形态改变了社会；宣扬道德的儒释道和基督教成了攻击对象，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破坏得到官方的、公开的、正式的认可和鼓励，并且通过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普通人的残酷斗争和欺压，扩展到各个人群和所有阶层。加上压制真话的政治环境和消灭私产的经济制度，其道德影响，堪称以国家之力，陷人民于不义；道德之腐败，遂走向无底线、非局部，最终陷于危机。

B.      1990年代以后，经济开放和权力无限的结合，导致了权力寻租的巨大扩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化、掠夺公产等等，每天为全社会提供着负面的道德示范；执政者控制的大众媒体，屏蔽了关注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讨论，充斥着宣扬低俗享受的感官娱乐节目，严重败坏和降低了全社会的价值追求；普通人通过民间渠道和亲身经历，看到的是正气受压邪气上升的严酷现实。最终，这些现象必然走向现实的道德危机。

C.       且不说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些中国企业，如何用较低的道德标准或不公正的做法扩大影响，也不说时有所闻的中国留学生集体作弊事件，反映出中国道德教育的失败及其传播，只要看看最近同韩国有关的几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正如中国的空气、土壤和水污染，已经严重到堪称危机，并正在影响全世界，中国的道德腐败也已经严重到堪称危机，并正在影响全世界。

 

7.0.2. “绝症”：世俗救治方式的无效

A.      广义道德教育，即全社会的道德教育，在传统中国有三大特点：1、两千年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以伦理为核心，也许是最重视道德教育的一个学派；2、道德教训和相关论述在教育内容中占主导地位，从《三字经》、《弟子规》到《大学》、《中庸》，构成了基本的教材；3、政府用公共的权力和资源，制度性地介入道德的培养或引导，从“举孝廉”的制度，到“立牌坊”的惯例，都是如此。中国社会似乎是世界上最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

B.      面对孔子惊呼的“礼崩乐坏”、鲁迅感叹的“坏到极点”，面对当今肆虐的“互害模式”、几十年不断的“道德滑坡”，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20世纪之前中国教育的“三大特点”，1949年之后政府宣扬的“共产主义道德”、“革命道德”、“五讲四美”、“八荣八耻”……所有的救治方式全都无效，全社会的道德病症反而是每况愈下，让人觉得是面对绝症、回天无力呢？

C.       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一些救治方式本身的指向是错误的，但却自以为正确（例如恢复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道德）；大多数都是世俗或非终极的，但却自以为是神圣或终极的（例如把“三纲”与“五常”并列）。面对如此深刻、如此普遍的人性败坏，世俗的救治方式不但无效，而且，正如医学界开始反思的治癌方法一样，其本身可能就是病情加重的一个原因！

7.0.3.“神医”：基督教救治方式的意义

A.      晏阳初说过：“中国人患的是心病，治心病非得神医不可。这神医就是耶稣。”现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已经意识到，中国严重的道德问题，真的是“人心”的问题，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到了仅靠教育、仅靠人力无法扭转的地步。

B.      皈依基督当然不等于道德完善。但是基督所谓拯救的意义，包括脱离罪恶，这至少是真正的基督徒真实的愿望。超越此世的强大要求，莫过于“重生”。越来越多的个人接受福音得到拯救，“重生”之后，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风尚，会从量变转向质变。这种癌症重生式的大转变，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古典文明因道德腐败而死亡之后，基督教在其废墟之上，不但建设了新的道德，而且建设了新的文明，即后来居上、领先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C.       所以，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基督徒，以及越来越多了解基督教与文明史关系的知识分子，都正在接近这一认识：中国的道德危机，在世上能找到的救治之方，看来只有基督教；要医治国人的“心病”，非靠“神医”不可！

7.1.传统中国道德的特征
7.1.1. 形上支撑虚弱：“天帝”观念的虚化和扭曲

A.      居于统治地位而影响全社会的儒家伦理学说，本来是以超越的“天”为其形上支撑的。按儒家说法，古代“圣王”时代道德水平极高的原因，是圣王们“敬天爱民”。“天”即“天帝”，是甲骨文“上帝”在商周演变后的名称，在那时候具有人格性，所以是实在而非虚幻的。

B.      B. 在周礼规定“不王不禘”之后，中国人就同上帝隔绝,天帝观念因这种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而逐渐虚化;在宋明新儒家进行哲学解释之后，天帝观念又丧失了人格性，虚化为抽象的“天道”。

C.       “天帝”观念的扭曲，一是“天子”观念。这种观念把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说成是天的儿子即“天子”。是否天子的标准，实际上在于是否执掌大权，而不在其有无才德。二是以含义模糊的“天”字取代含义清楚的“天帝”。 “自然之天”的含义被突出，作为“造生者”、“审判者”等等的“天帝”观念，也就日益淡化，不再能对中国传统道德发挥巨大的支撑作用了。

 

7.1.2. 血缘观念固化：“血亲”观念的延续和扩展

A.      父系氏族社会以血缘观念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在文明社会初期即农业经济和城邦政治早期，仍然会延续一定的时期。但是，随着城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在超越城邦的大社会，例如在帝国之中，血缘观念和相关制度，就应该像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样，予以改变了。

B.      在中国，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重视血亲观念的儒家得以独占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又由于科举制度的建立，这种地位从最高统治集团一直延伸到了社会基层，而且还因科举制度的延续，而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

C.       由血缘远近亲疏来决定伦理行为的观念，扩展到全社会，会使公平公正的观念受到抑制。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法治观念难以建立，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在中国，缺乏公德与重视亲情相互关联，因为，单凭远近亲疏来决定行为反应，作为陌生人的公众就被推到远处了。

7.1.3. 政治影响强大：“国家”观念的混淆和内化

A.      现代汉语“国家”一词，表现了一个重大的时代错误和观念混淆——前一半“国”指涉基本的公共领域，而后一半“家”指涉基本的私人领域，但是二者被合成了单一的词，而且只表示前一个意思！历代统治者虚构了二者的同一性并大力鼓吹——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人民被称为“子民”；直到今天，“有国才有家”，“祖国是亲人”等说法，仍然不绝于耳。

B.      法家和秦始皇“以吏为师”，即以官员为人民道德的表率；儒家和科举制“以师为吏”，即以儒生为官员。两极相通，都把政府当做教师，而且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

C.       于是，“国”与“家”混淆，“吏”与“师”混淆，“政治”与“道德”混淆，“行政”与“教育”混淆等等，带来了“公”与“私”混淆、“法”与“德”混淆、“教师”与“父母”混淆、“管理”与“倡导”混淆。这类混淆对于守公德、讲实话、独立思考和诚实无伪等品质的培养，起着负面作用，并逐步内化于国人的意识，潜移默化地腐蚀了中国的道德。

 

7.2. 当代中国道德的特征
7.2.1. 形上支撑崩溃：物质主义与犬儒主义

A.      20世纪上半叶，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中，儒释道和基督教的形上思想均遭到猛烈抨击。1949年之后，党运用行政力量并发动全国人民批判和消灭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及其早已虚弱的形上支撑（称之为封建道德和唯心主义），终于在1950、1960和1970年代将其摧毁，而以唯物主义取而代之。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几代人，自然会变成唯物主者或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

B.         198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恢复正常道德、走向正常社会。（1989年4月和5月，北京街头有“小偷罢偷”支援学生，有被称为“劳教释放犯”的年轻人高举标语牌，上书“我们也有良心！”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挤满街道，而无一起犯罪事件。）1989年事件扭转了国家的方向。

C.       由于关心社会进步、投身公共事务、甚至为正当权利和正义事业而奋斗，竟会遭受镇压，全社会从支持学生运动转为失望、悲观、彷徨的心态；所以在经济进一步开放、全民下海经商、上下“一致向钱看”的形势下，物质主义(materialism)加上了犬儒主义(cynicism)，取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就成为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了。

 

7.2.2. 血缘观念弱化：家庭碎片化与社会沙漠化

A.     传统中国延续两千年的血缘中心伦理，在1949年之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延续了30年的“阶级斗争”宣传和实践，用“亲不亲，阶级亲”的口号取代血亲概念，前所未有地弱化了中国人的血缘观念和以之为根据的家庭道德观念。

 

B.      城市以及部分乡村的“核心家庭化”，即家族碎片化，

自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乡村的“核心家庭化”,在1950年代初期加速完成；然后是1958-1960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非家庭化”；然后是1960-1970年代“反右倾”、“四清”和“文革”中的父母子女、亲朋夫妻相互揭发、逐步升级……

1980年代，恢复人性亲情的文学影视催下的眼泪刚刚擦干不久，1990年代开始，拜金狂潮和后现代思潮的混合，“小皇帝一代”和教育危机的挑战，城市工人下岗和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出现，“黄、赌、毒”和“二奶、三奶”的并存，都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冲击。

C.       社会沙漠化始于1950年代。

在农村，家族和宗族被打破，从活动到观念都被铲除;农会变成党组织的延伸，民间宗教遭到取缔;农民被编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文革之后依然没有农会，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依然有限。

在城市，1949年之后30多年，所有的社会组织被整合为整齐一律的几个，一个阶层或巨大的人群只有一个（如妇联、青联、文联）；这些组织被设计为党的助手、政府部门的延伸，个人只同上级有纵向关联。所以，中国成语“一盘散沙”，本来是用来形容人群不齐心，现在用来形容1949年至今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确实十分贴切。  这种社会结构，当然对社会的道德风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7.2.3.  政经影响交错：社会质疑与自我主义

A.      19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活动规模显著扩大，政治对道德的影响变成了“政经交错的影响”：政治同它造成的经济现象一起影响道德和社会风尚。例如，行政权力不受限制和权力寻租，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行贿难以避免，使得行贿在社会上的可接受性逐渐增加。

B.      然而，这必然使得一部分道德意识清晰或道德情感强烈的人，以及受到社会污染较少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这个社会。这种质疑是独立思考的表现，所以在道德上是积极的。

C.       在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等长期存在，又很难看到根除前景的情况下，这种质疑也可能变成绝望，从而使人转向“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 因为同巨大的腐化力量和僵硬的腐化机器相比，个人的转化力量过于渺小；现实中存在的空间，常常只够实现自己个人的而不是公众的利益，所以，在当代中国的道德演化中，社会质疑与自我主义并存共生，也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7.3. 基督教对中国道德重建的可能贡献
7.3.0.  这里所谓“可能贡献”，是指针对传统中国道德的特征，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恰好可以补足其基本缺陷；这就好像一个医生的主要专长是专治某种病症，不论病人是否已经找他治病，他的专长实际上总是对治该病症的重要资源。

 

7.3.1. 上帝的信实：加强形上支撑

A.      基督教的一大特征，是信仰上帝作为造物主，也是道德伦理的根基：上帝把道德律刻在人的心上，而且永不改变，这是由于他的“信实”。“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申7:9）；“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以他的信实为良”（诗37:3）；耶和华说：“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诗89:33）；耶和华最终“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96:13）。

B.      这本来也是中国古人的看法，即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换言之，传统中国道德本具有超越的支撑。但这种支撑逐步虚化而崩溃，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

C.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关于道德律制定者乃是上帝，故不可违背的信仰，当然成了对治中国道德病症的重要资源。

7.3.2. 耶稣的大爱：超越等差之爱

A.      耶稣要求人“爱人如己”（太22：39），“爱你们的仇敌”（太5:44）。《约翰一书》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所生的”。耶稣说的“爱邻人”，是指一切具体的人。   所以，耶稣要求于基督徒的爱即基督教宣扬的爱，乃是超越血缘关系、超越等差的爱。

B.      儒家本有类似的观点:“泛爱众”（《论语·学而》）；“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但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家的”兼爱“湮没不传，儒家偏向“血亲之爱”，再加上宗法制的影响，中国道德就逐渐倾向于“等差之爱”；当其与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平”或“正义”冲突时，就成为社会病症；而由之扩展，就成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民族主义。

C.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关于上帝就是爱，关于耶稣要求爱一切人，甚至爱仇敌的教导，又成了对治中国道德病症的主要资源。

7.3.3.“上帝的归上帝”：排除政治影响

A.      耶稣说过“凯撒的当归凯撒，上帝的当归上帝”（可12：17），这可说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也划分了政治与宗教、道德的界限。对思想信仰和公共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从路德到加尔文，都深刻而又清晰地论证了这种区分，对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其对道德的干预做了限定。

B.      当然，道德领域有公共的部分即所谓公德，涉及社会伦理规范，也涉及政治伦理和国家秩序的公正问题。但是这种关涉不能用来论证政府对道德生活的导向。而后者在传统中国的道德生活中如前所述影响甚大，甚至内化于中国民众之中。

C.       在这种情况之下，熟悉耶稣教导、明白“两个国度”之分的中国基督徒及其所信奉的基督教，自然有助于中国传统道德减少或消除政治的影响，澄清被混淆的“国家”观念。换言之，基督教又是对治这方面病症的主要资源。

 

7.4.基督教对中国道德重建的实际贡献
7.4.0.  这里所谓“实际贡献”，

是指针对当代中国道德病症的特征，基督教的教导和中国基督徒的传扬正在发挥的对治作用；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已经进入了一个病人群体，而这些病人带着其遗传基因和有毒环境造成的病体，已开始幸运地经人介绍而认识了这位医生，医生也已开始对其进行医治一样。

7.4.1. 对物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矫正

A.      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尽管在正式教育中被灌输了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世界观，但是用哲学语言解释的唯物主义，并不一定影响其日常行为。另一方面，弥漫于全社会以至于触目惊心的追求感官享受和现实利益的“物质主义”，倒是时时刻刻在腐蚀着国人的道德。

B.      与之相对，基督教尽管在中国的学校中被说成“唯心主义”（idealism，只有意为“虚幻不实”的贬义，没有意为“理想主义”的褒义），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反而被一般人理解为：相信很崇高（尽管可能“虚幻不实”）的东西，注重精神性的生活，不执着现世而向往天国，因此是同沉迷感官享乐、追逐现世利益完全对立的。至少在现实的教会宣讲之中，中国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确实在传扬精神的价值，提升灵性的地位，所以，不论成效大小，中国的基督教确实在发挥着矫正物质主义的作用。

C.       犬儒主义或玩世不恭，实质上是老的相对主义（中国古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加上新的后现代主义（当代解释学所谓“绝对真理的消解”），再加上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心态所造成的。    在当今中国属于少数群体的基督徒，确实在宣讲崇高的信仰、宣讲不变的原则，确实在宣讲真理的实在性、宣讲善恶之别和正邪之分，所以可以说，不论成效大小，基督教正在发挥着抑制犬儒主义的实际作用。

7.4.2. 同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的对抗

A.      前述家庭碎片化和社会沙漠化，已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前一方面主要体现为离婚率高、空巢增加、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家人相处时间减少、社会组织奇缺等等，以及相应的亲情淡薄、人际疏远等等。这些年社会反复呼吁子女应该“多回家看看”，从反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B.      后一方面主要体现为东部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求职困难、房价奇高、“城市化”异常发展（拆迁的方式和规模尤其异常），以及相应的“北漂”、“南下”、“蜗居”、“蚁族”等现象。除了民众的亲身感受之外，冰山一角式的新闻报道，常常也证实了这种漂流不定感的真实性；最大的证据，就是每年春节亿万人的返乡大潮，直观地显示出中国有多少民众，是不得不离家漂流。

C.       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各地各类家庭教会（例如农民工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团契、小组活动，以及其中较为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同这种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的实际对抗，有助于许多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缓解。

7.4.3. 对家庭、国家和世界的超越

A.      对家庭关系的绝对依赖感，当然会使家庭关系紧张或破碎造成的伤害扩大加深；因“国家”观念混淆造成的畸形爱国主义，促成了一部分“愤青”的狂热情绪和过激行为；对世界上种种冲突和不平的无力感，也会加重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犬儒主义。这些现象同时也在加强着前面提及的社会质疑，而社会质疑的加强，实际上又伴随着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加强。

B.      基督教关于家庭、国家和世界的理论，指明了这些同人生紧密关联的事物具有相对性。耶稣关于爱儿女胜过爱上帝的人的说法，撒母耳关于设立国君治理国家的说法，还有基督关于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宣告，都引导信徒的眼光超越家庭、国家和世界。

C.       因此，首先是对圣经的阅读和思考，还有以上神学观点的传播，以及部分教会讲坛的布道，有助于并在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少见的“另类”观点，让当代中国人可以反思，把家庭、国家和此世绝对化是否完全合理，从而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实现对这些东西的超越。

 

7.5. 结语

7.5.1. 时世艰难：“精卫”精神的意义

A.      尽管我记得并引用过狄更斯《双城记》的名言：“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等等，但在当今处境之下，闯入我脑海的，却是狄更斯另一名著的标题：《艰难时世》。的确，当今时世，空前艰难！以至于《双城记》那段话里所有的正面描述，似乎都得删掉了！

B.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这么庞大的社会扭转颓势，恢复健康，其困难之大，真的犹如“精卫填海”。

C.        但是，精卫填海故事的意义，不正在于精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吗？    相信上帝并坚持信、望、爱的基督徒，不是应该肯定精卫精神的意义吗？

7.5.2. 个体有限：“团契”同工的意义

A.      然而，从实际效果而言，面对浩瀚的大海，精卫的填海方式的确值得反思，因为，个体的见识、能力和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填海需要团契，需要教会兄弟姊妹的齐心协力；需要同工，需要主内所有肢体的通力合作。

B.      事实上，撇开神话故事的精神意义不谈，现代世界上填海建筑的工程已经不是神话；不过，那些工程都是目标有限、精心设计、仔细操作的。

C.       所以，就帮助重建中国道德这个巨大工程而言，基督教会也必须在每一个阶段设定有限的目标，并通过精心的设计和仔细的操作去实现。

7.5.3. 仰望神医：“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们！”

A.      说到底，中国道德的危机能否度过，中华文明是否能够新生，依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甚至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事情。

B.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仰望神医，仰赖上帝。

C.       当然，我们无法割舍对于中华故园不绝如缕的感情，无法放弃对这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中华文明魂牵梦萦的爱恋，但是，面对现在她似乎病入膏肓的局面，我们也还是只能借用20世纪大哲人海德格(M.Heidegger)的话说：“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