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麟 《中国教会史十讲》八、非基督教运动

八、非基督教运动 

 (一九二二--一九二七)

　　
　　主后1922年，继义和团事件后，中国爆发了另一次蔓延全国、且规模更大的反教事件，是为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
　　


五四运动的影响

　　在一十年代，知识分子积极要寻找救国之出路，他们积极从西方输入各种的思想，并且热切地学习及推广之。在报刊杂志里，到处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几乎每一个主义在中国皆可找到它的市场及追随者。不过，这种思想上分歧的情况并没有造成知识界的严重分裂。因为一方面，绝大多数新主义新思想都只是停留在推介的层面，并未曾被付诸实际的行动。二方面，此阶段知识分子确认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较诸政治革命为治本和彻底，他们甚至彼此相约不涉入政治当中，仅共同致力于文化及思想上的改造，如此较容易互相接纳容忍。三方面(更重要的是)，不管知识分子自觉他们抱持的思想立场为何，骨子里信奉的其实皆极其类似，都是被称为「法兰西革命」所鼓吹的理性、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精神。这才是他们由衷追求的理想。
　　
　　但是在五四事件发生后，整个知识界的阵营开始产生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又重新被政治化了。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政府的镇压打击，甚或被捕下狱，使他们对北洋政府全然绝望：「内除国贼」与「外争国权」是不能分开来争取的。要救国非推翻卖国的北洋政府不可。此外，知识分子亦发现单单拥有真理并无用处，真理若无自卫能力，则便会被拥有强权的军阀和官僚无情的压制，真理必须靠赖强权的捍卫方得以伸张。因此他们又毅然从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中退却下来，重新返回政治革命的道路去。
　　
　　知识分子被政治化、重新投入政治运动之中，产生第一个直接的影响是他们彼此的分裂。不同的志同道合者组成各样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希望将所信奉的理想实现出来。结社组党是此时期普遍的社会现象，当然对日后影响最大的是在主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了。这些组织对政治形势和救国策略有不同的理解，意见和步伐都不一致，冲突自无法避免。更且为了鲜明旗帜及政策需要的缘故，一切问题都要被两极化、非友即敌，再无缓冲容忍的可能；所以不同政见者往往互视为对立竞争的对象，彼此互相攻讦，势同水火。基督教在此时期被彻底否定，原因也在于此，就好像陈独秀在一十年代末年为文讨论基督教时，还可以将教会的组织与耶稣的人格精神分别开来，批评前者而独独肯定后者的价值。但在不数年后再发表文章时，则已全面地否定基督教了。必须了解的是，此时期对基督教的攻击，并不纯粹是学术讨论，很多是基于反帝国主义这个大前题的需要而有的策略。
　　
　　知识分子被政治化的第二个影响是，由于他们要求行动，因此迫切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而是可以具体实践的行动方案，所有思想的价值的评估标准也在于此。这样，许多在一十年代被视为激动人心的思想，由于在此时期达不到评估标准而遭人摒弃。自由主义是其中一例，它在知识分子及青年要挣脱传统桎梏时曾扮演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惟是在救国的当前急务上，则除教育外便提不到任何具体的策略。所以在二十年代，只有少数不参政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由主义，其他人大都因其陈义过高、缓不济事而予以放弃了。
　　
　　如同自由主义的命运一样，基督教的人格救国的主张在此时期也因着找不到实践之途径，无法对应当前的问题，故不复为人注意及重提。若果救国是二十年代中国人自觉最重要的任务，而基督教在其中又产生不到任何功能，则她的存在地位和价值便很易受到国人所怀疑了。
　　
　　但基督教在二十年代面对的不利情况，尚不仅在于她在国人心中失去了救国的功能。更大的麻烦是，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是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权益而引发的；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私相授受中国的利权，更使国人产生强烈的耻辱感和亡国危机意识，民族主义情绪遂高涨起来。在此阶段，民族主义的主要表达就是维护国权、反帝国主义。特别是当苏俄向中国招手，社会主义风行于知识分子中间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理论亦给予国人不少启示，甚至提供了一个将感情理论化的出路。如此在二十年代，反帝国主义成了中国人确认的唯一自救之途，不独国、共两党以此号召人民，即普罗大众在目睹日本侵华步伐日紧一日的情况下，亦对之深信不疑。这种反帝国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在华的传教事业构成严重的影响。基督教被指为与帝国主义侵华有关、传教教育被指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非基运动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所引发的。
　　


无神思想的流播

　　在上一讲曾提过，第二十世纪传教士在欢迎中国建立新教育的同时，已警觉到世俗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出现。至民国成立后，由于留学归国的人日多，传教士的忧虑便愈来愈成了事实。只要参考自主后1917年蔡元培写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开始知识分子讨论宗教的文字，特别是主后1920至21年间的宗教问题论战，便可以看到无神思想流播的严重性和普及性。
　　
　　宗教问题论战是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他们在主后1920年举办一连串的宗教讨论会，广邀中、外学者就「人是否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问题发表意见。绝大部分学者皆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亦可由其他东西所取代。
　　
　　从这些讨论，一方面反映了国人是以救国为前题，来检证宗教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宗教是什么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反倒宗教是否对今天的中国有用才是他们最大的关怀。另一方面他们赖以审定宗教是否有用的标准，其实都是来自西方的无神论思想，如胡适的自由主义、李石曾的无政府主义、蔡元培等的进化观念皆是。第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反教思想皆抄袭自西方。正如同策纵所言，在非基运动期间，中国人大量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来反对基督教，而宗教信仰者亦用西方学者的话来反驳，这几乎是重覆了近三、四百年来西方社会的宗教论战。
　　
　　虽然反教者提出的学说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有着明显的科学主义(Scientism)的特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被广泛接纳和推崇；国人不独对科学的研究和成果全然接受，甚至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价值观来重组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因而排斥一切违反自然和理性的神话传说，宗教自然不会例外。是以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这样的指出：第十九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她与传统中国相违背(anti－traditional)；但第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反教，却是指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anti－modern)。反教思想的转变，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析离。
　　
　　无论如何，西方无神思想的输入，即使不会立刻导致与基督教的磨擦，亦会冲淡了上一阶段中国与基督教的和谐关系，为反教连动预备了社会心理的基础。
　　
　　无神论思想的普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作结：一位政府官员曾这样对某传教士说：「从前做基督徒的，总爱对别人说他不拜偶像。但今天这个注脚已不再能做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分判了。因为有更多非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非基运动的经过

　　非基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在主后1922年，第二是自主后1924年始，至1927年为止。
　　
　　第一阶段：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各地分会(即基督徒学生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均派代表参加。
　　
　　在会议尚未召开前的3月9日，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名，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校址开会；他们又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导，奴役中国人民。这群学生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
　　
　　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均予协助。3月21日，由为数七十七人的学者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和电文，指出宗教对人类的祸害，中国原为无教之国，但近数十年基督教却来毒害国民，故他们组织同盟以对抗之。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不少著名学者上台发表演说，反教情绪高涨。
　　
　　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可考的足23个，他们彼此并无太大联系；即使是在5月有「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后，也无什么证据说明它确实领导全国性的非基运动。
　　
　　非基运动开展后，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但此时期大部分学者均反对宗教，支持非基运动。至于中国基督徒起来回应的便更少，主要只是广州由张亦镜编辑的「真光」杂志，后来并将反教及护教文字合辑成「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
　　
　　非基运动的主要参与成员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有人认为此运动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所策动的，这个看法并无根据。虽然在某个别地区如广州，支持及推动非基运动的主要是由共产党员陈公博、谭植棠等所办的「群报」，他们不断为文攻击基督教；但是即使在广州，以当时成立不过一年、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尚且推动不了整个地区的运动，何况全国？事实上，在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抱持「共产的社会主义」的人相当普遍，绝不限于共产党员，加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一件众人皆晓的事实，而非共产党员制造出来的假象。故此即使中共在主后1922年听从共产国际之命、确立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两重任务，也不能说所有采取此两种立场的人皆为共产党员，更不能指凡持此等立场攻击基督教者皆由中共教唆。国民党人支持非基运动的也多着里。
　　
　　4月是非基连动的高峰期，至5月反教言论已逐渐沉寂下来。7月后，据美国驻华大使史助门(Jacob G．Schurman)所言，民众对非基运动已失去兴趣。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于焉告终，甚至不久连广东「群报」也停办了。
　　
　　紧随着第一阶段非基运动结束而来的，是一场知识界有关科学与玄学、宗教与人生的大辩论，牵涉的学者相当多，讨论气氛非常激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仍不断有攻击基督教的文章出现。
　　
　　第二阶段：主后1924年，全国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特别是左翼)与共产党不断鼓吹反帝思想，报章刊物大量出现反帝的文章，甚至连一向保守的「东方杂志」也转趋激烈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蕴酿下，非基运动卷土重来。主后1924年8月初，上海一群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他们召开大会，攻击基督教的侵略性质，又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至主后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长沙、广州、苏州、九江、绍兴、太原、宁波、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同样的组织。
　　
　　此阶段非基运动得到国、共两党大力支持。身为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在8月上海举行的非基督教同盟集会会上，便曾公开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由于国、共两党的主要势力在南方，它们都制定了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因此除上海外，广州的非基运动最为蓬勃，行动也远较他地为激进。国民党的党报「民国日报」附刊「觉悟」，每周刊出「非基督教特刊］，共出了25期。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等喉舌，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基督教展开猛烈的抨击。此外，两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亦纷纷以文字、请愿、通电、集会来参与非基运动，声势极其浩大。
　　
　　在运动初起时，仍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性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政党已争取并控制了学生组织，很快非基运动的性质便有所转变，成了政党推行它们政策的工具。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它争取青年人的头号对手，便大力的推动非基运动，来打击青年会的工作。早在主后1922年该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便已将非基运动列为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并要求团员尽量争夺运动的领导权。惜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很快无疾而终，未能有所作为。主后1925年该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反对基督教决议案」，重申要帮助非基督教同盟发展至全国各地，并且预备宣布一切基督徒、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
　　
　　由于有政党的策划和推动，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进行得极有步骤，也更具规模。广州同盟支部在1924年12月22至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是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在主后1925至26年间，各地传教学校爆发了一连串的学潮。学潮产生的原因有三：第一、国、共两党企图操纵学生运动，对传教学校亦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在主后1922年便通过议案，要在传教学校内促成平等待遇运动。「中国青年」又发表数篇文章，公开鼓动学生发起风潮，来改造学校。此外，一些外围组织更努力渗入学校里面，煽动学生起来反抗校方。在非基督教周时，更组织宣传队强进传教学校，作反帝的宣传。第二、由于反帝思潮泛滥，非基运动对传教教育的责难，对传教学校学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不少怀疑校方办学的企图和诚意，加上经过多次学生运动的洗链后，学生已趋激烈化，遇有任何不平事，动辄以罢课、罢考、退学为要胁。素以校风严谨见称的传教学校，对学生的激烈态度和不敬行为自难容忍，往往以强力压制，冲突乃不可避免。第三、学潮爆发的导火线，通常是校方禁止学生参与反帝的公开集会。学校提出禁止的理由虽然很多，但在中国人看来却只有一个：便是作为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传教士自然不会欢迎学生进行反对他们母国及反对他们的运动。这样，传教学校实施奴化教育，扼杀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的罪状，便昭然若揭了。
　　
　　传教学校风潮迭起，为数近60宗之多，遍布各地。影响之下，学生乃集体罢课及退学，并在社会人士的匿泛支持下另组新学校(如复旦大学之于震旦大学)；一些差会为避免严重事故，亦索性将学校予以关闭(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曾一度及永久停办)，甚至有学校因此连校产权也遭地方政府没收的(如汕头华英中学)学生人数大幅减少，单以中学为例，主后1922年传教中学学生人数为11，000人，至主后1927年减为5，500人。
　　
　　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对传教事业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由于政府对运动予以支持，甚至纵容人民骚扰教会，影响至为钜大。主后1926年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因此，传教工作在主后1926至27年间，或停滞或收缩；尤其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都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在华传教士人数亦大减。主后1922年本是来华传教士最多的一年，达8，300人；但至主后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为恶劣，主后1923年有816人，在主后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六成以上。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
　　


收回教育权运动

　　非基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矛头，是指向传教教育。
　　
　　在二十年代提出收回传教学校教育权的团体非常多，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观点，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亦有异，大致上，攻击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非宗教教育的倡议：传教学校最初设立的目的在传教及训练本地传道人；及后虽然教育作为本身的目的逐渐受人重视，甚至盖过了传教，以致产生教育与传教事业脱节的情况。但是，传福音这个目标却始终不能被教育所取代，因为这正是传教学校的基督教身份保证所在。即使在主后1910年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盛行下的世界传教大会，与会的中国代表仍通过以教育和传教为传教教育的双重目标。
　　
　　传教学校对宗教课程十分重视，学生必须修读宗教科目，并取得合格成绩，方能升班。又设有频繁的宗教活动，每天早上有聚会，所有员生均须出席，下午有祈祷会、学生青年会的活动不等。此外，寄宿学校还规定学生在星期天必须上主日学，及参与礼拜。学校希望透过宗教科目和宗教活动，使学生能够在校皈依基督教。
　　
　　传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在民国成立后逐渐为教育工作者所诟病。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主张的是蔡元培，他在主后1912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已提到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主后1922年，他正式提出宗教对人格的发展有损，故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有宗教仪式，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事业等建议。
　　
　　同年7月，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在济南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时，亦提出「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的议案。他们认为向心志未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
　　
　　蔡元培等人认为教育必须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能成为别种企图的工具；又教育的目标是为发展学生的人格和个性，不应特定灌输一套宗教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这其实是一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盛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持此教育立场的人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在非宗教教育。
　　
　　第二、破坏民族感情的指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二十年代逐渐被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所取代。国家主义者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以保国保种，反抗外人的侵略。在这个教育的标准下，传教教育自然大受他们的攻击，指为奴化青年，破坏国民性的工具了。最早提出这个指控的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他在主后1922年发表「国民教育之危机」一文申明此观点。其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共产党，以至主后1923年后聚合而成的国家主义者如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皆有相同的主张。
　　
　　他们指出，传教学校一方面灌输崇洋媚外的思想，又限制在校学生的政治活动，使他们成为头脑简单奴隶成性的民族，任由外人宰制；另一方面又向学生施利诱，如为他们介绍升学、就业，以至出洋，使他们甘愿受洋人役使。此等指控往往是难以断其是非的。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传教学校之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已不再是由于课程内容与中国文化不相吻合，而是压根儿因为它是由外国人所开办的学校；传教学校之被指奴化学生，亦不在于学校没有教导学生关怀中国，而是在于校方限制学生参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正如前面所说，二十年代民族主义已被约化为反帝国主义，故传教学校之不让学生反帝，就是彻底地禁止学生爱国了。
　　
　　第三、施教育主权的坚持：国家主义者既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则施教育便成为国家所应独有的主权。国家对于国民教育应有全盘的规划，并有权去厘定教育的宗旨及方针，创制学制系统及各级教育事业，监察及处决不合法的私立学校。这些主张，矛头都是指向传教教育的。
　　
　　在传教学校于中国设立之初，中国根本尚未有同类型的西式学校，遑论有国家的教育系统及学制了。因此，不同的差会都是按着其母国的学制来发展在华的教育事业的，它们既未得中国政府承认、也不受其监察。即使是第二十世纪满清政府成立了学部，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系统后，为了避免麻烦之故，在主后1906年学部发给各省的咨文中，还是采放任的政策，毋须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学校立案。至民国成立后，虽然早在主后1912年教育部已规定各级私立学校必须呈报批准，方可设立，但并未强制执行，传教学校也多不遵循。
　　
　　在华的传教学校，特别是传教大学，反而往往向设立该学校的差会所属的母国注册。例如岭南大学于主后1893年开办前，便先在纽约州注册；及至主后1917年该校正式升格为大学时，再向纽约大学评议会(Regents)提出申请批准颁授学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学校取得国际上被认可的地位，以方便学生将来出洋升学。但问题是，传教学校的校董会在外国、校长是外国人、学制是外国的，连学校也在外国注册，那它不仅是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学校，从法理上看简直是在华的外国学校了。
　　
　　立案问题尚不是刺激国人的最大原因；反而是传教中、小学的庞大数量，以及自成系统，才使他们侧目。各差会在华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为了节省资源、及升迁制度配合起见，这些学校纷纷在第十九世纪末走向系统化。系统化最高峰的是在主后1921年，北美国外传教会议顾问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经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的邀请，派遣了一个庞大的教育调查团来华，全面检讨在华的传教教育事业。此调查团最后写成一报告书，建议将全国各级的传教学校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而且有一个全国性的学校分布计划，由一个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指挥管理所有传教学校。这个现划极其宏伟，理想也甚远大。但是在一个主权国冢之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教育部以外的全国性教育系统，就未免侵害了该国的教育完整性，干犯了她的教育主权。对于民族主义高涨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人，不啻是一大挑衅，特别是该报告的完成日期是在主后1922年年中！
　　
　　以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团体要求收回传教学校的教育权的各种原因。事实上，在二十年代，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全面取缔传教学校。国民党在主后1926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
　　
　　主后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大学院」，任命反对宗教及宗教教育最力的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于是陆续制订各种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名额须过半数，外国人不得成为董事会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
　　
　　嗣后，又再加添各项细则，如在主后1929年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之上，通过取缔非中国人设立小学的决议案，小学必须完全由中国人开办和管理。8月，教育部又颁布规定，将校董会的外国人成员减为三分一以下，小学完全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及后，福建省教育厅长首先禁止在初中开设宗教选修科，理由是根据政府的课程编制，初中并无选修课程。此举后为南京教育部认可。换言之，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内，不得设有宗教教育。
　　
　　种种对传教教育管制的法令和措施，都使传教士认识到，在华开设教育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虽然大部分有历史及规模的大、中学校均在立案后续办，并且由传教学校(Mission School)改组为基督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但是新的发展就非常鲜有了。例如至主后1931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的基督教大学(包括天主教在内)共有十三家：金陵、沪江、燕京、东英、岭南、辅仁、齐鲁、武昌华中、协和医学、金陵女子、福建协和、三江文理、湘雅医学。此数至主后1949年皆有减无增(抗日战争后信义宗欲筹办大学，但未成事实)。小学方面，由于完全不可能设立宗教课程及活动，不少差会乃干脆予以停办，故缩减的数字颇为惊人。传教士认为，与其花钱在这些不能传福音的工作上，不若集中资源，开办中等以上的学校好了。
　　


非基运动的结束

　　主后1927年，蒋中正展开清党行动，扫除共产党分子及激进派，并大力压制各地的社会运动；共产党人于城市策动武装冲突失败，被迫逃至山区，在工人及学生中间的活动也要转至地下进行。在这样的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形下，原由政党推动的反教运动遂受到遏止；虽然各地仍有零星的反教事件，但在不数年间即全被取缔。前后绵延五载、破坏性极强的非基运动于政治压制下于焉结束。
　　
　　及后在宋美龄的带引下，蒋中正皈依基督教。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好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再无大规模的反教风波，政教关系良好；并且如基督教青年会等亦得以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建设。表面上一切压力都已消除，非基运动已成历史陈迹了。
　　
　　但是，作为第二十世纪一次庞大的反基督教事件，非基运动的影响却至为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两次的号召，都立即得到国人的热烈支持，参与人数极其众多。就以第一阶段为例，自上海学生于3月9日发出通电后，迅速得到各地的反应；而在4月21日北京召开的大会里，竟有三千多人参加。可见其背后有群众心理的一致趋向。
　　
　　其次，非基连动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在非基连动前后，有科学与人生、宗教问题等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其中只有少数肯定宗教的价值，而对于基督教予以肯定的，几乎绝无仅有(基督徒除外)。这些人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都不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竟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这种情况，实在不能任意地一笔勾销，必须加以正视。
　　
　　再者，除了部分时间之外，非基运动大致上不是采用暴力的方法，而是以理性及学术的讨论、笔战或游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的。如此更使它的影响容易传递下去。在三、四十年代不少作家的作品中，反基督教的倾向还是俯拾可见。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责难，在今日看来仍有相当大的有效性和吸引力，教会若不予以正面的回应，就只会让此等攻击继续存留下去，成为我们未清付的账单。
　　
　　在下一讲，我们将会看到三十年代基督徒对非基连动的指控所作的种种回应的努力。